在陜北高原上，到處洋溢著豁達(dá)與不羈，這樣的豁達(dá)與不羈中，還有一群豪放的打鼓漢子。而生活困窘的作者來到這樣的氣氛中，感覺到的依舊是荒蕪，于是作者筆下并沒有這豁達(dá)的景致和激情洋溢的人群，而是“更加的凄惶悲哀，孤孑孑”。而后來又是什么使作者為之“驚愕”和“醒悟”呢？正是那位叫做張伯的民間藝人。

張伯貌似平凡，甚至在作者眼中是一個“像我一樣怕過年的落魄人”他“即瘦弱又邋遢，穿著一件破舊的黑皮棉襖”，這樣的外表現(xiàn)得可憐。當(dāng)被壯漢們點(diǎn)名上去打鼓時，他還推辭道“別，別……”并“羞愧地直往后縮”。這樣的言行看上去卑微。這卑微和可憐喚起了作者的sympathy，同時，也讓作者起了一絲疑慮：這樣一個瘦老頭身上究竟有什么值得讓他們那樣期盼呢？此時的張伯脫胎換骨般亮相了：“布滿皺紋和胡楂的臉上突然煥發(fā)出一股豪氣”，“忽然間像天神一般頂天立地地站在了大家的面前”。他的鼓聲石破天驚，神圣有力的鼓點(diǎn)不僅震響了大地，還震撼了作者的心靈。這純熟的技藝不僅是在演奏陜北大鼓，更是在演繹生命的繁華和希冀。張伯的形象一下子從一個“瘦老頭”“蔫耷漢”到“一個飄逸的精靈，一個神秘的符號，一團(tuán)無形的罡聲”再到頂天立地的“鼓神”，作者亦有了“一種脫胎換骨般的劇痛的快感”。

作者通過對張伯這一既平凡又偉大的民間藝人的生動形象的刻畫，表現(xiàn)了作者這一既深沉又崇高的主題。張伯形象的反差折射出作者思想的蛻變，即對生命的認(rèn)識的蛻變：“聲明中原本就沒有卑微和可憐”。生命是偉大的，生活是精彩的，這決定了我們的態(tài)度：我們應(yīng)該熱愛它，并像陜北高原般豪放的去演繹它，給它以最不羈的自由，盡情地釋放精彩，再華麗的語言在生命這一主題面前都顯得蒼白卑微，而作者卻用質(zhì)樸的文字通過對張伯這一用鼓來演繹生命的藝術(shù)家對生命作了一個完美的詮釋。“鼓神”這一形象意味深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