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前，父親到藺中拜會我的班主任兼數(shù)學老師鄧國剛副校長。問及我高考有無希望，鄧校長笑著對我說：

“打個比方吧，你就像門檻上的雞蛋，可以進，也可能出！”

鄧校長用手點點我的頭，又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我明白鄧校長的意思，像我這樣的基礎薄弱的區(qū)鄉(xiāng)學生，要想贏得高考，并非那么容易，要做好失敗的準備，同時也不能放棄希望。

我一直行進在艱難的路上。

1979年9月，藺中面向全縣招考初中生，我的成績超招考線并不多，比我的伙伴袁紅明差了好幾十分。人家可是農村娃，我呢，居民戶口，生活在教師家庭，可供自由支配的時間比他多，可學習總是比不過別人。我們兩人可是從小學到初中的同班同學??！

要說，受影響，我們兩人都受過文革余波的影響，那時的小學、初中，不要說部編教材，好像連省編教材都沒有；我們上午學習，下午勞動，每天還得沿途打一捆“秧青”交學校，定時送農民田里作肥料。所不同的是，我有文藝宣傳一堆事，要學草原舞蹈，要學樣板戲，常常要下生產隊巡回演出，有時還要上街參與批斗大會。這一些，袁紅明是沒有的。

五年小學，兩年初中，盡管我在班上還算學習優(yōu)秀，但實在沒學到什么知識文化，倒是課外家里的那些連環(huán)畫讓我知道了不少，但也僅限于文學和歷史。課本沒給我留下太多記憶，至今印象深的是課本中有《黃帥日記》。至于所學科目，是絕對沒外語的。

就這樣的文化基礎，要在兩年高中后參加高考，實在是困難重重。盡管如此，我的目標是明確的：只能考出去。大姐為躲知青上山下鄉(xiāng)，一直在“戴帽”小學讀初中高中，二姐也是，所不同的是她在區(qū)上中學讀過高中，她們先后頂替或考了代課教師，無法圓大學夢。作為教師家庭的我，父母無法再給我一份工作。我只有通過努力考出去。

高中第一年文理沒分科，我的數(shù)學依然是老大難，幾乎沒考及格過，物理同樣糟糕，力學和電學讓我如登蜀道“難于上青天”。外語于我這樣毫無基礎的人來說，簡直如天書，而王牌教師洪老的全英文教學更讓我墜入五里云霧，不知東南西北。一年下來，文科只比理科多20來分，也就只能選擇讀文科了。

好的是，文科班的數(shù)學老師是鄧校長，他對我們知根知底，一直重視基礎教學，而且持續(xù)不斷地鼓勵我們。他給我們改數(shù)學作業(yè)，紅勾打得特別大，我們都喜歡；常常有“不錯”“好樣的”“繼續(xù)努力”“五個題對了一個，這也是進步”這樣的作業(yè)評語，這讓我深受鼓舞。漸漸地對數(shù)學的恐懼感消除了，成績逐步上升。地理、歷史是我的長項，語文也還可以。外語我只能會一些基礎的讀寫，面對高考以30%計入成績，還是充滿了擔心。

那時的高考復習，幾乎沒有指導書籍，主要的是老師印發(fā)的講義。我上課認真，下課勤于溫習，并按照自認為有效的方式學習。記憶知識，加減乘除、鏈條、畫圖、書寫，可謂什么方法都用盡；我會把每一科各章節(jié)變成概念題、填空題、選擇題和問答題。在文科班的一年中，我由開始的中間位次，逐步上升，到最后半期一直穩(wěn)在前三名，但從來沒得過第一名，第一名始終是佩戴900度眼鏡的城里學生劉一如所占據(jù)，第二名是英語和語文都相當優(yōu)秀的歐陽紅玲所占據(jù)。

鄧校長，之所以說我是“門檻上的雞蛋”，不是沒有道理的，基礎弱，心理壓力大，成績雖有進步，但并沒處于領先地位。這樣的我，高考怎能有絕對把握呢？

不過，哪怕逆水行舟，我也絕不放棄奮斗！一年不行，再來一年！！鄧校長的話更堅定了我這一想法。

或許是天道酬勤，我最終考上了宜賓師專，超錄取線10來分。我所在的文科班，劉一如考得最好，被西師錄取，歐陽紅玲和徐林考起桂陽管理學校。我兒時同伴袁紅明考起敘永師范。

這就是我的高考故事。懸在門檻上的“雞蛋”，是進，還是出，往往不是自己能決定的事。自己所能決定的是：盡志無悔！